依法办好事关官兵切身利益的事 ******

　　依法办好事关官兵切身利益的事

　　——第79集团军某旅严格组织冬季军士选退工作的几段见闻

　　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。军士选晋和士兵退役工作事关官兵切身利益、事关部队人才培养保留，一直以来都是上下关注的热点敏感工作。新的士兵制度施行后，各级开展相关工作时，要把政策用足用好，让相关部门形成合力、高效有序组织开展工作，让广大士兵踏实服役、平稳退役，切实调动起方方面面的积极因素，为强军兴军事业提供坚强有力的人才支撑。

　　前段时间，第79集团军某旅在组织冬季军士选退工作时，严格按照新的士兵制度实施要求和相关考核标准，健全完善考评监督机制，依法依规确保工作不走形式、不搞平衡、不弄虚作假，所有程序公平公正公开，做到最大限度保留骨干人才，有效激发练兵备战动力。

　　关键词 依法组织

　　依据新规严密组织选晋考核

　　“这项课目考核时，我的确有几个动作没达到标准要求，没有计入总成绩……”前不久，第79集团军某旅组织冬季军士选晋考核时，所有考核课目均按照新的士兵制度要求组织实施，考核标准更加严格。看着自己的成绩单，二级上士李林不禁感慨：“整个考核既严格又透明，我很信服！”

　　新的士兵制度更加突出全面考察“政治思想、军事素质、工作实绩、作风纪律”等方面内容，无论是考核方式还是评比细则，都更加贴近实战需要，切实聚焦综合素质量才、瞄准备战打仗留才、坚持公平公正选才。“军士选晋事关部队战斗力建设，扎实开展好工作，加强法规学习是重要保证。”该旅领导介绍，开展工作前，他们组织相关人员学习法规制度，高质量做好新政策解读和动员部署，旅领导及机关相关科室下沉工作重心，采取常委包干、工作组蹲点等方式，深入基层一线针对新法规政策进行辅导宣讲和指导帮带，向参考士兵和考核人员讲清“考核课目怎么设定”“考核标准有何变化”等。

　　考核场地设置不合规，当场叫停整改；参考士兵着装不符合要求，成绩取消……翻开考核实施方案，记者看到，军士选晋考核的标准条件、组织程序、评分原则等，全部按照上级下发的具体法规要求实施。考核过程中，他们还通过引入动态监控系统、交叉遴选基层风气监督员，对考核全程进行监督，若发现有不合规现象，当场依法依规严肃处理。二级上士张闯对理论考核环节印象深刻：“当天，旅队采取机上作业形式，由电脑随机出题、实时监控，有效杜绝了抄袭等问题。”

　　在随后的专业课目考核中，一名修理专业的军士提前几分钟完成操作。原以为自己能获得高分，却被考核组按照新的考核细则扣除了相应分数。“所有环节都不落，故障也成功排除，为啥被扣了分？”有官兵提出疑问时，考官当场调出考核录像，指出这名军士在维修扳手的使用上有错误，“维修扳手反着使用会加速装备机件磨损，影响装备使用寿命”。

　　记者在现场看到，“片面追求快”“不注重装备的正确操作规程”“缺乏敌情观念”等细节问题都会被指出。走下考场，这名军士感言，这次考核聚焦实战，考风也更纯正清爽，考出了每个人的真实水平，让“选上的硬气、落选的服气”。

　　关键词 公正严格

　　机关人员进驻一线现场评审

　　“评审时，机关人员进驻营连一起集中办理，当场亮分核实签字，我对评审结果很服气。”前不久，在军士选晋个人条件评审现场，勤务保障营二级军士长刘方凯在自己的评审结果上进行了签字确认。

　　刘方凯说，在确定参与重大任务、表彰奖励以及职业技能鉴定等定量加分项目中，评审组既严格把关，又做好解释说明工作，部分军士因缺少证书、通令等证明材料，最终被取消了加分。由于评审组工作严谨，没有人对评审结果提出异议。

　　“以往每到这个时候，由于竞争激烈，涉及选晋的军士都会密切关注自己及其他战友的成绩。稍有一点差错都会引起强烈反响。”参军20多年，刘方凯历经多次选晋。他记得，几年前一次选晋中，个别军士因档案中奖励处分情况与实际得分不相符，导致排名公示后出现争议。

　　依法依规营造公平公正的竞争环境，是开展好工作的重要基础。该旅严格对照新的士兵制度要求，对考评、选取、公示、监督等环节逐一明确标准细则。评审过程中，他们改进方式方法，采取进驻基层营连逐人过筛、现场亮分、签字确认的方式进行集中办理，并请风气监督员现场监督，发现不正当加分等问题后，立即依法依规严肃处理。

　　“这名同志是通过成人自考取得的大学专科文凭，按照规定应该为他加分”“这名同志曾经受到处分，应当扣除相应得分”……评审现场，人力资源科干事廖纪丞根据每名选晋人员的档案，逐条逐项宣布加分明细。相关人员一边聆听一边仔细核对，并进行表决。个别军士由于多报瞒报表彰情况和受处分事实，被当场发现并查询核实。

　　“公开透明的评审方式，使选拔晋升更加清晰明了，便于操作执行！”廖纪丞分析说，以前，评审阶段都是机关对照个人材料评审后直接向基层公示得分，这容易导致个别涉选人员由于不清楚具体情况提出异议，机关随后又要重新核准，严重的甚至会影响工作进程。此次评审过程中，他们分类型对同衔级军士集中统一审核办理，让各自得分情况一目了然，确保问题当场解决，从源头上杜绝了隐患。

　　关键词 提质增效

　　强化服务意识开展档案联审

　　前段时间，接到机关下发的档案问题清单后，面临退役离队的三营指挥保障连一级上士、“红旗车驾驶员”尹晓成一开始有些担心。

　　尹晓成此前是从外单位转隶而来，转隶时由于各种原因，没有详细核实档案。直到这个关键时刻，“入党志愿书信息不全”的问题才被相关部门发现。当时，尹晓成正在一心对年轻司机进行传帮带。担心会影响自己的退役安置，工作上难免有些分心。

　　与尹晓成的情况类似，机关审定档案时发现，作战支援营一级上士孙福东虽然多次立功，且都有相关证书奖章，但档案里部分表彰缺少认定材料。倘若无法及时提供相关证明，可能会影响后期安置时的积分排名。“原单位早已撤编，当时的相关负责人也已经联系不上了。安置竞争激烈，很小的差距也有可能错失优先选岗的机会！”孙福东顾虑重重。

　　以上情况不是个例。正当一些官兵为此发愁时，机关人力、组织、纪检等业务科室成立联审组，逐一梳理出问题关键，进行分工协作，帮助这些官兵联系原单位，核实开具相关证明材料，解决了大家的忧心事。

　　既要依法审定确保公平公正，也要依法维护官兵切身利益。该旅人力资源科科长李文博表示，以往退役军士档案经常出现缺项漏项等情况，导致部分即将退役的军士在安置工作时受到影响。他们通过联审的方式，依法依规为退役军士进行档案审定、手续办理，既有效杜绝了档案缺失、提交虚假材料等问题，也缓解了以往单个科室独自工作的压力，提升了解决问题的质效。

　　记者了解到，为及时完成审档工作，确保退役军士返乡后能快速安置，该旅还严格按照相关法规要求，提前开展工作，及时把问题拉单列条下发基层；统计相关人员的家庭住址和电话，指定联系负责人，方便后期跟进安置落户等事宜。

　　“机关办理手续既依法严格又贴心服务，我可以更加心无旁骛地开启自己的新征程！”顺利办理完所有转业手续后，孙福东满怀感激地说。

　　(本报记者 宋子洵 特约通讯员 王钟卫 通讯员 李俊霆 解放军报)

师恩难忘******

　　刘末利

　　1960年，对于当下，已是十分遥远。对于我，那时从学校毕业，加入中新社大家庭的情景，还是如此清晰在目。那时的我，即使与同时进中新社的同学相比，也显得非常稚嫩。我的第一个工作岗位是在专稿部通讯组。资深同事们对我关爱有加，社领导、部门领导对我的点滴表现，都给予鼓励、赞许。

　　记得1961年的春天，我奉命出差，地点是天津市区。组内资深记者张益常陪我同行，她侧重采访天津郊区。这样的安排体现了良苦用心。当时兼部主任的副社长王纪元说过：“要是刘末利一个人出门，还分不清东南西北呢。”

　　几十年来，这个“评语”一直牢记在心。1963年初，我奉调至上海记者站。第二年的春天，浙江省侨务工作会议在杭州召开。总社指定我前往采访是次会议。第一次采访大型会议，我毫无把握。到了杭州，得知张帆社长也将应邀赴会，更使我忐忑不安，心想千万不能在社领导面前“出洋相”。张帆社长抵达杭州后，抽空了解了我的采访计划。他当即给我出题目，约请与会的杭州、宁波、温州等市侨务部门负责人座谈，他也参加。社长手把手的指导，真是十分难得的学习机会。一切安排妥当，座谈就在晚上。趁那天下午休会，常驻杭州的摄影记者沈鸣陪张帆社长游虎跑，我也随行。我们在虎跑山上喝茶、聊天。后又驱车前往梅家坞，品尝龙井新茶。我倒是先把握了这个“机会”，享受龙井的美妙，一杯接一杯，忘乎所以。返程途中，自我感觉不妙——晕车了。回到宾馆，免去晚饭还不行。待到座谈会即将开始，与会者陆续到达。我却因胃里“翻江倒海”，忍不住奔进卫生间一阵呕吐。多少年来，无论我怎样努力，也想不起那次座谈的主题以及写稿过程，永远记得的是张帆社长曾经说过：“你这种身体，怎么当记者呀！”

　　这个“洋相”出得够可以的了。晕车固然是因为“内耳前庭平衡感受器受运动刺激而影响神经中枢的症状”，算不上疾病，但对一个记者确实很麻烦。“杭州事件”使我明白必须与那个平衡感受器“对着干”。后来，我因采访而海、陆、空都“晕”过了。印象最深的是上世纪80年代前期，上海决定恢复经过台湾海峡的上海至福州航班，我参加首航采访。事先我一心要在船上“现场采访”。没料到船刚出吴淞口，我就晕得躺倒了。眼看完成任务有难，幸好一位同行大力支持。他根据我的要求在旅客中物色采访对象，再陪着我前去。我就在“采访—躺下—再采访—再躺下”的节奏中完成“首航”。

　　岁月流逝。时至上世纪70年代末，终于盼来中新社恢复建制。我从上海某出版社回归中新社。1979年初，上海分社“开张”，包括分社负责人，人员只有七八个，我包揽了上海全部的经济报道工作。那时国家进入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”的新时期。上海曾经是远东经济发达的大城市，又是全国工业基地；在执行国家经济体制改革、对外开放的方针中，自有许多符合经济规律的创新之举。何况还有引进30万吨乙烯工程的上海石油化工总厂、以进口矿砂为原料的宝山钢铁总厂正在加紧建设。在这样的背景下，上海分社的经济报道应该做得有声有色，实际上却是将近3年没有达到总社的要求。上海分社“经济报道没做好”，使我承受巨大压力。我感到迷惘，无所适从。某年，总编室主任徐曰琮来上海分社。我不知道他此行的“任务”。但是他私下对我说，上海分社经济报道没有做好，责任不在于我，我已经尽职了。此话使我得到极大宽慰。1982年春，当时的副社长王士谷率总社新闻部、专稿部及广东、福建等分社的各路精英云集上海，召开经济报道工作会议。会议下达了总社对经济报道的方针和思路，交流了经济采编的经验。会下有关部门领导对我更有针对性地点拨和指导，特别鼓励我要敢于采访重大题材。于我，真是醍醐灌顶！总社领导在多年没有做好经济报道的上海分社召开经济工作会议，目的明确，效果显见。我走出了“中新社是新华社的补充”、“上海分社以报道侨务、文艺、体育等‘三宝’为主”等中新社初创时期办社和报道思想的局限，在报道思想和业务能力上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。

　　也是在1982年，总社召开专稿工作会议，明确了“面向中间，反映现实”的专稿工作新方针。这是针对国内外形势的变化，针对海外读者迫切希望了解中国新时期政治、经济新动向而拟定的。其时香港《明报》、《快报》等常见署名“宗涓”的专电，评述中国时政。文笔挥洒自如，读得我如痴如醉，不胜钦羡。我本专稿部出身，于是学样“跟进”。专稿部负责人时来电话，给我鼓励。1984年底，我赴总社参加工作会议期间，还当面请教，受益匪浅，为我此后坚持专稿写作打下基础。上述时期，除了总社和相关部门领导之外，我的多位老同事，也给我莫大支持和鼓励，他们是我的益友，更是良师。我永远感谢他们。挂一漏万，在此不一一列举姓名了。

　　1984年底，各地方分社换班。总社委任我为上海分社采编主任。我毫无思想准备，心中茫然。刚卸任的上海分社社长姚凡对我关心又支持。他“面授机宜”道：不要脱离采编第一线。一来采编业务是我的“强项”；二来只有身在“第一线”才能指挥和组织分社的采编活动。后来，我一直按照他提示的原则去做。虽然辛苦，于我个人、于分社都足见成果，毋庸多言。

　　在中新社40年一路跋涉之中，得到多位领导、资深同事们的培养、帮助，十分难得；唯有满怀感激，永远念叨：“师恩难忘”！

　　(历史资料)